古代清官能吏的政绩观

发布时间:2022-02-21 作者: 摄影: 审核:刘淑艳 浏览次数:10

为政之要,惟在得人。我国古时历朝历代普遍重视对官员的选拔和政绩考核,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当官为民的朴素政绩观念,产生了一批为民造福、清廉务实、政绩斐然的清官能吏。借古鉴今,了解我国古代评价官员政绩的理念做法,对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、摒弃错误政绩观有所裨益。

  早在先秦时期,人们就认识到,官员道德修养的高低、个人素质的好坏,是政治是否清明、吏治是否清廉的关键,所以注重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各级官员,以保证吏治清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,由此形成一系列以德才选人任官的制度。如夏商时期的三宅三俊法考核官员;周代的六德、六行、六艺选官法。秦统一后,在德行方面制定五善”“五失的规定,更加注重对官员才能和实际业绩的考察。汉代将考核收归中央,注重考察官员是否执行中央政令,有无滥用刑法等。隋唐时期,国家对官员考课的专门机构、标准及法规相继出现。唐代的考课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对官德的要求,即德义有闻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称、恪勤匪懈;二十七最则是按职位性质进行划分,用于考校官员的治事才能和绩效。两宋时期建立凡职皆有课,凡课皆责实的考课系统,考核内容及标准趋于规范化。明清时期以考满”“考察为主要考核方式,注重对官员道德品格、政务才能、治理业绩的综合性考核,并注重惩治贪酷等问题。

  历史上政绩突出、造福于民的官员,其政绩观存在诸多共性特点。比如,以民为本。古代清官能吏普遍认可治理国家应该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。 宋代欧阳修为官主张节用,反对浪费,体恤民情,爱惜民力。至和元年,全国苦旱无雨,国穷民困,而宋仁宗还在大兴土木,营建不停。欧阳修尖锐斥责那些迎合皇上、鱼肉百姓,竭天下之财、兴无用之役的官吏,说他们是但欲广耗国财,务为己利,恣侵欺于官场,图酬奖之功劳。他坚请宋仁宗停修宫殿,养民力,节财用。欧阳修为官40余年,尽管仕途坎坷,三起三落,但他以民为本、刚直不阿的品格,始终不变。

  勤政务实。古代官员勤于政事,埋头苦干做实事都会为民称颂。唐代的刘晏既是廉吏,又是能吏,他曾官至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。安史之乱后,王朝经济处于崩溃边缘,京城米价飙升,百姓无米下锅。刘晏受命于危难之际,宵衣旰食,首先从改革漕运入手,疏浚河道,改革用工制度,很快解决了粮荒问题,粮价日趋稳定,同时取缔了南方产粮区人民承担的粮食运输的徭役,减轻了百姓负担。随后他实行一系列经济改革,使经济出现复苏的曙光。刘晏在漕运、盐政、常平等方面的改革,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  清正廉洁。清廉自守、刚直不阿为古代清官的基本标准。东汉名臣杨震,先后担任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等职,一生廉洁奉公广为称颂。前往东莱郡上任时,杨震路经昌邑县。此时担任昌邑县令的王密晚上准备了十斤黄金赠送给杨震。王密说,现在是深夜没人会知道。杨震说:天知,地知,你知,我知,怎么能说没人知道!杨震坚拒不受,王密深感羞愧而离开。从此,杨震被称为四知先生

  注重长远。古代一些官员积极做一些打基础、作铺垫、利长远的事情,赢得了百姓爱戴。清嘉庆年间,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时,岭南地区还比较偏僻,文化不发达。阮元看到广东束书不读,不立文字之流弊,决定大兴文化之事。当时在粤兴文,推进过程比较漫长艰难,但意义非常重要。在粤近十年间,阮元修《广东通志》,创学海堂,建三水行台书院,培养汉学人才,开广东近代文化兴盛之端。后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感叹:广东近百年的学风,由他一手开出。

  保护生态。自先秦时起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便是政绩评价的重要标准。我国历朝历代的政绩考察均可见生态保护和治理的内容,督促政府官员注重绿化,治理环境。明嘉靖年间黄河泛滥,泥沙阻塞河道,几名总督河道都御史均治水无效,后朝廷派刘天和治理河道。刘天和在一年间动员百姓植树280万株,在观察黄河泛滥与植被分布实情的同时,总结历代植柳固堤的经验,提出了植柳六法并广泛应用。之后,河堤两岸所形成的茂密防护林有效抵御了风浪冲刷和雨水侵蚀。刘天和的绿化、水利建设经验也为明清官员所继承发展。